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系列学习
一天一年学党史之第四十六天·1966年
2021-05-07 15:00:00

       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根据这次会议内容写出座谈会纪要。3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0日,中共中央将《纪要》批转全党。《纪要》抹杀了新中国成立17年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的炮制,为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的开始。

       2月7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日,《人民日报》刊登这篇通讯,并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农村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各中央局、省、市、县委先后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全国掀起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焦裕禄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心里装着群众,唯独没有自己;他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向困难低头,不断开拓进取;他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40多年来,焦裕禄精神的影响,已远远跨过了兰考,跨过了河南,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4月20日,河南林县红旗渠竣工通水典礼举行。为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林县组织数万民工,从1960年2月开始动工修建红旗渠(原称“引漳入林”工程),经过奋战,1965年4月5日实现总干渠通水,1966年4月三条干渠同时竣工。红旗渠曾被誉为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一经成立,实际上就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全国的舆论工具。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决定在校内建立一个组织,取名为“红卫兵”。在此前后,北京市的一些中学、大学也出现了类似自发建立的学生组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这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许多学校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混乱局面日趋严重。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27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和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6月30日,又发出通知,选拨、派遣留学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日,高等教育部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出通知,推迟来华留学生工作半年或一年。事实上,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停止招收外国留学生达7年之久;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中止了约6年;招收研究生的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逐渐恢复,中止了约12年。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10月5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参与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说,“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转发紧急指示,认为该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坚决贯彻执行。这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

       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运行正常,核弹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爆炸。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十条》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中机高科党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