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系列学习
一天一年学党史之第十六天·1936年
2021-04-07 12:27:20

         1月,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五军党委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召开会议,讨论人民革命军互相配合作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东北抗日联合总司令部问题。接着,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联合东北反日民众军和自卫军,又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召开会议,决定组成“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

         2月,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和汤原、海伦游击队共同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共改编和扩编抗日联军十个军,并将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全国抗战爆发后,又组成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并把第三军到第十一军分编为抗日联军第二、第三路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为杨靖宇;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周保中;第三路军总指挥为李兆麟。东北抗日联军最盛时期发展到三万余人。

         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

2月20日,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但遭到阎锡山军队的拦击。红军英勇战斗,取得很大胜利。刘志丹在战斗中英勇牺牲。3月上旬至4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十个师的兵力增援阎锡山,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5日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西部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如何建立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的问题。

         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此后,北方局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包括争取国民党第二十九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与此同时,北方局采取了荫蔽精干的方针,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北平、天津党的组织和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

         4月,在日军侵略华北,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一批党员履行手续出狱。后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陆续出狱,党及时地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在太原陆军监狱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王若飞等,也经党的营救于1937年出狱。此外,还有许多在国民党监狱里坚持英勇斗争的同志,如陶铸等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被释放出狱的。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商定了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的办法。

         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战役行动命令。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西征战役自5月19日开始至7月27日胜利结束,历时两月余,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对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重大打击,除杀伤大量敌军外,俘获其官兵二千余人,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二百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次战役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主要领导人有沈钧儒、邹韬奋等。该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并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根据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士的访谈,他撰写了《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英文版于1937年面世,1938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在国内发行。该书第一次向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事迹,在世界和中国国内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7月初,由于国民党军进犯瓦窑堡,6月21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出瓦窑堡。7月初进驻保安(今志丹县)。

         8月,日伪军开始侵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11月,绥远抗战扩大,击败日伪军联合进攻,先后收复百灵庙等地,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党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上海病逝。22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号召全国民众,继承鲁迅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10月9日、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自上年9月率部南下后,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中歼灭了许多敌人,但本身也遭到严重损失,减员一半,在强敌围攻下被迫于本年2月间撤离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红二、六军团于上年11月由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6月,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于7月初召开庆祝会师大会。5日,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积极争取,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与中央会合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今宁夏西吉)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10月26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奉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英勇奋战,但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到次年3月,在甘肃北部地区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党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注,曾于次年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准备救援。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因西路军业已失败,才停止前进。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次年4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四百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指战员和在祁连山坚持转战的一部分指战员陆续回到延安。另有西路军数千被俘官兵,经党中央营救,也先后返回延安。

         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到达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他们把牺盟会变成抗日进步团体,并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办多种训练班、教导团,培养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1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根本改造,使共青团变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并大批吸收共青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时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但直到翌年7月,他们才获释出狱。

         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委员23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遭到蒋介石囚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面等诸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