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有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夜，在江青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抢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批判谭震林等，周恩来也被迫检讨。此后，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多万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周恩来说，中国进行核试验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核试验成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美苏核垄断，并重申，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7月20日，湖北武汉爆发震惊全国的抗议和声讨中央代表团代表事件，即武汉七二0事件。7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奉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团”成员名义抵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到处活动，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7月20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求与二人辩论。与此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示威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风潮。

        8月22日，因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拘捕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并封闭香港《文汇报》等报纸，在北京发生了数万人围困英国代办处、焚烧办公楼、批斗英国代办的严重涉外事件。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很大损害。

        9月5日，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确定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近10亿元，均属无息贷款性质，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随后几年间，中国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5万多人次参与援建。1976年7月，坦赞铁路建成通车。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与赞比亚原有铁路接轨，全长1860.5公里，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极大地改善了坦、赞两国的交通运输状况。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际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些最混乱的省、自治区和重要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

中机高科党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