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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中共中央向敌后军民致贺电,指出:你们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你们吸引了侵华敌人的大多数,牵制了向正面进攻的敌人,掩护了抗战的后方,保证了最后的胜利。
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现时中国应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现时中国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我们热望民主自由的宪政真能实施,而不是徒托空言。接着,各地青年学生先后举行抨击独裁腐败时政、宣传民主自由的报告会。民主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大的声势。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他强调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毛泽东的讲演,还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时期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发展阶段,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他强调,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4月-11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救它侵入南洋的孤军,并摧毁美军在华中、华南的空军基地,首先从河南发动了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新的进攻。日军称为“一号作战”。四五月间,日军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取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到8月间占领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军,于11月间占领桂林、柳州、南宁。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告成。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除少数战役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出现国民党战场大溃败的局面。在八个月中,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国土。这次豫、湘、桂省区作战,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政治上愈来愈腐朽,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和采取避战观战的政策,致使它的军队在敌人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
5月11日,中央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命令。根据中共中央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建立了豫东根据地。8月15日,彭雪枫率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西进,于9月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师长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牺牲。9月至10月,八路军太行、太岳、晋绥等军区和陕甘宁边区先后派出部队,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后来在嵩山、箕山地区和陇海路新安、渑池段南北地区,开辟了河南新解放区,并成立了河南行署及军区。
5月21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同志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一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结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本侵略者,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必须建立城市工作部,专门负责管理及交通要道工作。同日,中共中央就加强沦陷多年的东北地区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满洲工作的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的局面,而且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紧急的任务。要求晋察冀分局、冀中区、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分别组织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并直接受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
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记者团成员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新闻社的六名驻华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等国统区新闻单位的十多名中国记者及国民党官员、翻译等共二十余人。该团在延安参观访问一个月左右。中共领导人多次和这批中外记者会见交谈,介绍国共谈判、中共的希望和工作、中共抗战情况。
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确定在现有基础上,通过整训,提高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为将来部队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从10月起,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指示精神,陆续开展部队整训。在政治整训中,掀起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运动;在军事整训中,掀起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为驻华美军司令部上校包瑞德)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在延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美军观察组部分人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
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民族立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我们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要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代表董必武、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五百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的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邹韬奋因受国民党迫害,颠沛流离,身体深受摧残,于7月24日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接受邹韬奋生前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达数千人,与会者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表示极大的愤慨。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3月成立,原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活动,开始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10月,美国政府适应蒋介石的要求,撤回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11月,美国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其主要使命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帮助他“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中共领导人和他进行三天会谈后,他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一协定,赫尔利也随着变卦,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
10月31日,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四千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于11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10日由延安出发,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2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过长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而只有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沦陷区、解放区,都要为此目的而奋斗。
本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遍发起了局部反攻,主要是攻击敌占城镇,拔除日、伪军在解放区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恢复并扩大解放区。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各解放区共作战1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晋察冀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9900多个,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改变了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晋绥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3100多个,绥西、绥南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山东解放区军民攻克县城八座,解放人口50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华中解放区军民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并把解放区先后调整为淮北、淮南、苏北、苏中、苏南、皖中、浙东和鄂豫皖八个解放区;华南解放区军民控制广九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