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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展开。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石油部党组关于“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的建议,决定集中力量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自1960年5月开始,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的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同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6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中央批示说:组织贫下中农的协会,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组织方面的建设。经验证明,要在农村中加强对于敌人的专政,加强对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加强对于干部的工作协助和群众监督,以及加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中心的问题是在于加强贫下中农协会的经常工作。中央要求县以下常委采取有效措施,使协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
6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作出批示。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见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而且扩展到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提出,“要把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每个省、每个大中城市,都来着手试办。”此后,全国逐步推广固定工和临时工并行的劳动制度,在一些单位试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制度。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这项试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8月12日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上的批示精神,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把国务院的研究意见报告中央,初步提出三线建设的若干部署和实施意见。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讨论三线建设问题的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一线。这一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由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战备轨道。
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的学校。当前必须抓紧组织高校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改造世界观。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即“后十条”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就把基础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这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
10月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的倡议和指导下,集中了全国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著名艺术家的智慧集体创作完成的。《东方红》是一首高昂激越的中国革命颂歌。它以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场面,生动形象地概括和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开创了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型歌舞表演的新形式、新道路。1965年10月,《东方红》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
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
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下达后,全国城乡“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报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未能实行。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杨秀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