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全会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2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此报告。之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2月4日，我国当时发电能力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发电。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1975年2月，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3月5日，邓小平在会议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批评一些同志存在不敢抓生产的思想，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2月27日，毛泽东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代：“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此前，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对经过一定期间劳动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铁道部和徐州铁路分局的情况，讨论怎样运用徐州经验推动整个工交战线的整顿。邓小平在作会议总结时指出：中央九号文件发下去之后，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影响的推动。铁路部门的主要经验，就是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同派性进行坚决斗争，生产就能搞上去。他说：铁路一通，就暴露出冶金、电力等各行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怎样解决老大难问题。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这次会议肯定了铁路整顿的经验，同时对各工业部门的整顿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讣告》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二届政协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这使“四人帮”一时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5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到。”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有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与会者还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问题的文件，认真总结铁路、钢铁整顿的经验，概括务虚会讨论的成果，对整个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做出一些必要的规定。针对整个工业存在的散和乱的问题，7月中旬，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7月25日，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编剧的来信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多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批示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欣喜异常。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一批被打入“冷宫”的电影陆续开禁，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和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隆重举行，《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

        8月14日，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此后，“四人帮”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

        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恩来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及其他老朋友的问候，并表示：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9月23日至10月21日，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9月27日，邓小平出席会议，并插话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汇报提纲》明确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战线上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还强调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所提的观点和措施，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科研工作的条件。邓小平还强调要办好教育，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11月1日，毛泽东对周海婴的信作出批示。“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等人制造种种借口，不让出版鲁迅书信集和鲁迅著作，鲁迅研究工作也不能正常开展。在调整文艺政策的鼓舞下，鲁迅之子周海婴和他的叔父周建人等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于1975年10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了毛泽东批示，“四人帮”再也无法阻挠鲁迅书信集的出版，《鲁迅全集》的整理工作改变了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当年8月至10月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冰等人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调查解决。信件是经邓小平转送的。毛泽东指责写这两封信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谢静宜。又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11月3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会传达了毛泽东这次讲话。此后，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中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975年整顿走向低潮。

        11月26日，我国成功发射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卫星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它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

中机高科党小组